1978
龔克,工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俄羅斯宇航科學院外籍院士。曾任天津大學、南開大學校長。長期從事微波、毫米波技術,電波傳播方面的研究工作。
允公允能 為落實素質教育“大聲疾呼”
允公允能 為落實素質教育“大聲疾呼”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專訪南開大學原校長龔克
陳志文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
專訪
龔 克
南開大學原校長
恢復高考拉開了改革開放序幕 高考改革要關注內容導向
恢復高考拉開了改革開放序幕高考改革要關注內容導向
陳志文:
您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您進入大學40周年,能否與我們分享下您當年高考,上大學時的故事?
龔 克:
當年,恢復高考的消息,我是在1977年10月初知道的,比人民日報發布報道稍微早了一些。我15歲就進了工廠,到高考時已有8年工齡。我們這一代人最痛切的感受,就是喪失了學習的機會。
在工廠做學徒時,我是車工。在生產勞動的過程中,深感自己知識不夠,就是當一個好車工的知識也不夠。聽師傅的話,買了一本《金屬切削手冊》,但根本看不懂。我記得書中有個名詞叫“對數”,現在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基本函數,但當時不懂。只好根據師傅傳授的經驗死記硬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當時,學徒工的知識匱乏已經影響了工廠的生產質量和發展勢頭?!熬乓蝗笔录?,一度批判極左,恢復工廠規章制度,于是我們團支部就開辦了文化補習班,請工程師為青年工人講授一些數學物理基礎知識,并且一直持續了下來。文化補習班對于我們來講非常重要。否則,1977年恢復高考時,即便可以參加考試,我們也考不上。
陳志文:
您在工廠的這段經歷非常重要,是不可能重演的歷史。您這一代人先是經歷了社會大學,又經歷了知識大學,是特殊的成長經歷。
龔 克:
“恢復高考”受到了全國億萬人民的歡迎,是撥亂反正,證明了文革中廢除高考等一系列做法是錯誤的,但這十年付出的代價太大了。我們進入大學以后,真的是想學習。那個時候的學習資料特別少,圖書館的書都是搶著借的。
回顧這段歷程,恢復高考可以說是開啟了改革開放的重要序幕。1977年,恢復高考的第一年,報名人數達到了573萬,1978年達到了610萬。
陳志文:
談到1977年高考,要感謝鄧小平。
龔 克:
當年,鄧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堅定地推動在1977年恢復高考,至今讓我深深感佩??雌饋碇皇且粓鑫幕己?,但它改變的是當年由偉大領袖親自批準的教育革命舉措,事實上突破了“兩個凡是”的藩籬,拉開了全面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的序幕;所謂反“正”就是讓教育回歸了規律,讓文化、科學知識重新得到尊重,并且開啟了不斷認識教育規律、改革不符合教育規律的體制機制的教育改革之路。另外,高考也使得人才選拔做到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公平和透明。
陳志文:
沒錯。在中國,高考是社會層次流動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只是教育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和民生問題。所以,高考的公平和公正非常重要。
龔 克:
自從1977年恢復高考,高考便成為了進入大學必須跨越的門檻,具有高度的透明性,所有考生在分數面前都是公平的。
陳志文:
您怎么看待恢復高考對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龔 克:
我認為,恢復高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導向作用,尤其是高考的內容。周總理在文革期間曾推動對被推薦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進行文化考核,結果被批為復辟回潮且大肆宣揚“白卷英雄”。
1977年以后的高考,語文、數學、物理、化學在高考總分中占了絕大部分比例,打破了完全憑所謂“政治表現”來進行人才評價和選拔的局面,這對于引導大眾尊重科學文化知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導向作用。另外,1977年外語成為高考參考分,1978年計入高考總分,這體現出了中國要走向開放的導向。
高考剛恢復,就在全國掀起了學習科學文化的熱潮,成千上萬的青年人開始學語文、學外語,走入數學班、物理班、化學班進行補習,各類課本脫銷,有力扭轉了文革造成的鄙視科學文化、打擊知識分子的風氣。
陳志文:
今天的高考,您認為存在哪些問題?
龔 克:
我認為,今天高考的問題,主要在于其內容導向沒有與時俱進。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變化,我們面臨的社會問題發生了變化,對人才的要求發生了變化,高考的內容導向也需要隨之變化。
在剛剛恢復高考時,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對知識的蔑視、對知識分子的蔑視,需要引導大眾尊重知識、尊重文化、尊重科學、尊重人才。當時,高考在這些方面發揮了強有力的引導作用。而經過40年的不斷發展,我們更強調人才的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當然,知識仍然是對人才最基本的要求,但不是唯一的,學習知識并舉一反三的能力變得越來越重要。然而,現在的高考內容并不能很好的滿足這些要求。
陳志文:
您的觀點讓我很受啟發。剛剛恢復高考時,需要的是強調知識本身,所以高考這種選拔方式在當時就是最好的。而現在這一代人雖然仍然需要知識,但更需要超越知識的全面素質,高考內容應該在這些方面加強適當的引導。但事實上,為了維持難度的穩定,高考內容出現了知識點固化的問題,區分度也越來越低。
近幾年,啟動了新一輪高考改革,您如何評價?
龔 克:
我觀察,現在的高考改革更多是在錄取和評分方式上進行了調整,對于最需要調整的高考內容下功夫還不夠??际裁词堑谝晃坏膯栴},其次才是怎么考、怎么錄取的問題。
首先,高考要從考核學生“是不是學會了”向“是不是會學習”進行轉變。社會的快速發展需要人才有扎實的知識基礎,但更需要有自主獲取新知識的能力。以電子信息科學為例,在上世紀50年代,學生在學校學習到的知識20年內還不算過時,而現在不超過3年可能就過時了。
同時,高考還要加強對于品德養成的引導?,F在對學生的考核還缺乏對于道德品行的評判。我們講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但怎樣評價“品德”?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曾說,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幼兒園教育,因為在幼兒園里學到了不拿別人的東西、做錯事要道歉等基本的品行。而現在,高考在這方面并沒有起到導向作用,導致出現了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陳志文:
對于這些問題,您有什么建議?
龔 克:
我覺得,現在高考改革將綜合素質評價引入高考是很重要的,關鍵是這個評價要科學可信,而且要有更重的分量。在90年代清華大學的第20次教育討論會上,我在發言中曾提出了試行5分制或10分制的主張。源于我在奧地利留學時,接觸到的5分制評價體系。這是一種較為合理的評價體系,共分為5個等級,1分是卓越,2分是良好,3分是及格,4分是不及格,5分是差。
因為不同于國內的百分制,我一開始并不習慣。但后來發現,這類評價體系有一個好處,就是引導學生抓住主要方面,而不像我們把太多的關注引向了細節甚至死記硬背。事實上,作為教師,我們心里很清楚,93分與90分的成績所反映的學習程度是相當的。
我當時在奧地利攻讀的是通訊與電波專業博士研究生。對于這一專業來說,重要的是掌握好基本概念,把握住變量之間的關系,建立正確的模型。5分制的評價體系,給了我們一定的空間。如果筆試得了4分,就需要進行面試,老師會根據面試情況來判斷在筆試中你是否有疏忽;如果得了1分,一般也需要進行面試,老師會根據面試情況來判斷你是否真的卓越。這是一種平臺式的考核方式,不在細分上做計較。
陳志文:
但是這類評價體系往往缺乏選拔時所需的區分度。
龔 克:
是的,這種方式不太適合作為競爭性很強的選拔人才的方式。目前,高考必須要進行細致的區分以進行選拔,這是一個難點。我覺得,要從擴大優質高等教育供給入手,以求逐步改善過度競爭的狀況。
改革開放40年 了不起的中國高等教育發展
改革開放40年了不起的中國高等教育發展
陳志文:
您怎么看待改革開放這40年來的發展?
龔 克:
我們經常說,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我非常贊同?!懊^”是實踐探索,“過河”是方向。改革一定是是前無古人的事情,也一定是沒有經驗的事情,否則就一定不是改革。
回顧這40年的發展,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改革開放不是設計出來的,而是在確立了民族復興方向的基礎上,通過一線的實踐探索總結出來的。我覺得,改革開放40年最重要的就是實踐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當時建立深圳特區就是這樣的思路,先打碎原先固有的鎖鏈,進行大膽實踐,再根據實際發展情況進行總結、調整。
陳志文:
從您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都取得了哪些成就?
龔 克:
恢復高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也使中國高等教育迎來了新的發展階段,取得的成績是世界公認的,我們在看到問題的時候,要充分地看到發展改革的成就,建立信心和勇氣。在這40年的發展中,對于中國高等教育來說,我認為有幾件事非常重要。
第一,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高等教育體系,涵蓋學士、碩士、博士,并逐漸擴展到了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等繼續教育體系。另外,在改革開放初期全日制高校容量暫時有限的情況下,發展了電大、夜大、函授等多種高等教育形式,讓更多的人接受了不同程度的高等教育。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是中國千百年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等教育體系固然是從西方學習來的,但也融入了中國的特點,尤其是在碩士階段。
在西方高等教育體系中,碩士基本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為博士做準備的;一類側重職業,是進一步充實知識和技能的專業教育,如MBA等?;诋敃r的國情,在博士培養能力不足的情況下,中國高等教育更加強調了碩士教育的學術性。
第二,實行了教育的對外開放,開始大規模派遣留學生,掀起了留學潮。近代以來,晚清、建國之初、改革開放后的三次留學潮,都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從歷史上來看,我們引以為傲的中華民族的輝煌文化,如異彩紛呈的敦煌,也恰恰是盛唐時期開放交流的產物。歷史上興盛時期都是開放時期。中國幾千年的發展歷程,已反復證明了對外開放是強國之道。
1978年,鄧小平提出,要成千上萬的外派留學生。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體現了鄧小平真正要開放的胸懷。因為,開放不是只有好處,也要承擔風險。當時很多人擔心出現留學不歸的情況,但小平同志說,派的越多回來的就越多。
現在看來,教育對外開放的成果是世所公認的。我是教育對外開放的一名受惠者,在當時留學的過程中,切身感受到了與國外的差距。通過留學的機會,我努力學習西方先進的東西,并盡自己所能運用到了祖國的建設中,而且拓展了跨文化的國際交流能力和“看世界”的眼界。很高興地看到,教育對外開放發展到今天,出國留學越來越常態化,并且不斷地吸引著大批留學生來中國學習。
第三,提出了素質教育的理念,明確了中國教育的發展主題。所謂素質,不只包括知識,還包括能力、品德、作風、體魄、心理等。我覺得,素質教育是一種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理念。一方面,集自孔子以來的中國教育思想之大成;另一方面,也吸取了國外通識教育中全面發展的有益內容。中國的素質教育不是與專業教育對立的,而是包含專業素質,同時強調人才的品德、政治方向和社會責任感和身心的健康。
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就提出了,教育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質。這可以說是素質教育的源頭。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科技進步、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從根本上說取決于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上世紀90年代末,高等教育進入了大眾化階段,素質教育被正式提了出來,中央專門做出了決定。2010年發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指出“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是教育改革發展的戰略主題”。2018年全國教育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這些年來,雖然素質教育的實施情況還不夠好,但是這面旗幟豎起來了?,F在,有部分人認為素質教育只是為了解決應試教育的問題,也有人認為素質教育是專業教育的補充,還有人覺得它是博雅教育或通識教育的中國叫法,這些都是不對的。
另外,在這40年里,中國高等教育在相對統一的體制下也在向多元化發展,例如中外合作辦學、民辦教育等。中國教育需要多樣化,不能千篇一律。我很佩服施一公辦西湖大學,敬佩他的勇氣,希望西湖大學能成功,中國的高等教育需要多樣化發展。他是一個有情懷的人,希望把中國的高等教育做好,希望在民辦體制下嘗試去沖破一些束縛,達到改革的目的。
陳志文:
這讓我想到了陳十一。
龔 克:
陳十一也是有想法的人。我內心真的很欽佩他們。在體制外開辦一所高水平的高等院校是非常復雜、非常困難的,但是這種嘗試也是必須的。因為中國高等教育需要真正活躍起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近些年,一些體制內的高校也在做一些嘗試,比如北大的燕京學堂、清華的蘇世民學院,做成了體制內的特區。這些嘗試都是很有意義的。
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再往前走,就不僅僅是教育規模問題了,而是質量問題,是素質教育質量觀下的質量問題。改革是要讓高等教育體制機制真正適應素質教育發展的問題,包括高考。
推進素質教育 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
推進素質教育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
陳志文:
您為什么如此強調素質教育?
龔 克:
我認為,中國在未來新的發展階段,必須真正實施素質教育。素質指的是人的全面素質,素質教育是以人為本的教育。教育一定要以人的發展為根本,在人的發展需要中包含適應社會的需要。
鄧小平曾經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高等教育要適應社會的發展。在過去40年中,中國高等教育在改革開放的同時,邁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坎兒,從精英化階段進入了大眾化階段,并且即將進入普及化階段。這也就意味著我國絕大部分新生勞動力都會接受高等教育。試想一下,如果我國未來的新生勞動力都是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那么國家發展將會是怎樣的。
陳志文:
前面我們提到“要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其中,勞動教育該怎么界定?
龔 克: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全國教育大會上提出“德智體美勞”,這是國家教育方針的拓展,也是素質教育框架的一次新發展?!暗轮求w美勞”不是五門課程,而是各自有突出的獨立目標但又相互交融的完整的素質教育體系。其中,“勞”指的不是技能層面,而是指的素質層面,強調尊重勞動、熱愛勞動的態度和創造性地從事勞動的能力。
陳志文:
實際上強調的是勞動對人的磨礪和淬煉。
龔 克:
是的?;厮萑祟惿鐣l展史,是勞動創造了人,人的發展與勞動是分不開的。把勞動納入素質教育,我是非常贊同的。當然,怎么界定、怎么評判“勞”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需要我們做認真的研究。
陳志文:
您怎么評價目前中國素質教育的發展?
龔 克:
總體來說,素質教育的提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在實踐中我們做的還不是很好,研究的還不是很深入,特別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研究還不夠。我覺得,深化教育改革,就是應該向以人為本、全面實施素質教育的方向去深化,要緊扣這個戰略主題。
陳志文:
您認為素質教育實施情況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龔 克: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認識問題?,F在大家經常將知識、能力、素質三者并論,知識和能力之外的素質,就變成了吹拉彈唱、跑跑跳跳。這樣就從認識上把素質教育這個戰略主題放到了補充的地位。再就是評價指揮棒問題。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評價是知識教育評價,而不是素質教育評價。
在高中階段,由于高考內容是面向知識教育的,家長往往認為一切與高考科目無關的活動都是在耽誤孩子的時間。這也不能怪家長,問題還是回到高考的改革。我曾提議過,可以嘗試按照素質教育的要求來設計高考改革。在南開時,也有學生問我,您老講素質教育,可推研的時候只看學分成績,全面素質培養在研究生選拔中沒有用。
前一段教育部大力強調要抓好本科教育,這是非常必要的。因為高校評價重科研,所以本科教育受到影響。其實只有本科教育的基礎打好了,才有好的研究生教育,才能使得教育和科研進行更好的結合。但是,我覺得令人遺憾的是在部署本科教育的時候,還是沒有把素質教育這個戰略主題彰顯出來。
陳志文:
您認為,在高等教育階段,應如何落實素質教育?
龔 克:
素質教育一定要以學生為本。我們現在講的高等教育質量提高,大多是以“教”為中心的,如教室的現代化、教材的更新、教師水平的提高、教學方法的改進等等,這些當然都是必要的。但素質發展的主體是學生,素質教育要以“學”為中心,現在國際上經常使用“Higher Learning”的概念,開始我覺得不習慣,但仔細一想,覺得很有道理。
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是成人學習者,應當具備較高的學習能力和素質。如果說知識可以灌輸的話,那么素質是灌輸不了的。
陳志文:
您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教育是為誰服務的。目前,中國的高等教育研究主要聚焦于高等教育管理,而在北美則主要聚焦于學生服務,這是巨大的區別。
龔 克:
對。在推進素質教育時,一定要清楚素質發展的主體是學生,應該從這個角度來進行教育體制機制的改革。
高等教育要圍繞素質教育進行全方位改革
高等教育要圍繞素質教育進行全方位改革
陳志文:
您對中國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有哪些建議?或者說您認為還存在哪些問題?
龔 克:
我覺得目前在教育上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素質教育沒有在實踐中得到有效的落實。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素質教育的認識不到位,甚至是混亂的。這導致很多人開始質疑甚至反感素質教育,說明素質教育還沒有被老百姓接受,沒有被學生家長接受,也沒有被教師真正理解。因此,在對素質的認知上,要先統一思想,好好理解透素質的內涵。
第二,素質教育出現了主體錯位的情況。我們總是習慣于從教的角度去思考、部署,從而忽視了素質教育的主體是學生。雖然在2010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已明確指出,要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直很難轉變過來。
一方面,目前高校的體制機制是著眼于“管”和“灌”的。。鄧小平早就強調管理就是服務,而且就是針對教育管理講的,行政管理人員要意識到高校的主體是教師和學生,要加強服務意識,這方面的差距還很大。
另一方面,高校往往習慣于從教的角度來設計培養方案,而不是從學的角度。高校需要考慮如何把兩者都在培養方案中體現出來。但在這一過程中,有一個事實必須承認,好學生主要是自己學出來的。
高校需要換一個角度,考慮如何服務于學生的學習。我們在南開大學推行“公能”特色的素質教育,提出了三個轉變:
第一個轉變,是要從“學科為本”轉變為“學生為本”。學科是一個承載了教師、教材、教學經驗、教學積累、科研活動、實驗室等要素的綜合平臺。作為教育者,校長、教師應該明白,學科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是學生培養、學生發展的平臺。
第二個轉變,是教學內容要從“傳授知識”轉變為“培養素質”。知識是要傳授的,沒有知識就談不上素質,但知識不等于素質,要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
第三個轉變,是要從“以教為主”轉變為“以學為主”,教學相長。在現行“以教為主”的體制下,評價機制也多“以教為主”。比如,我們去教室聽課評課時,只聽教師怎么教,并不看學生怎么學。再比如,學生給老師打分時,需要評價課程重點是不是突出、層次是不是清楚、語言是不是生動等問題,而這些其實都是教的問題上,學生的體驗、收獲被忽視了。
以上這些都是高等教育需要進一步改革的問題,包括管理體制、評價機制、教學方案等等。但所有的改革都要圍繞素質教育,要認識到學生是素質教育發展的主體,要讓學生能夠生動活潑的獲得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
陳志文:
總結起來,您對高等教育的核心建議就是,圍繞素質教育,從基本認識、管理體制、評價體系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改革,服務于學生的成長。
龔 克:
實際上,這是1985年就已經提出來的方向,“教育體制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全民素質”。但是后來落實的并不好。
新歷史時代 中國高校距離世界一流還有多遠?
新歷史時代中國高校距離世界一流還有多遠?
陳志文:
“雙一流”建設是高等教育領域的熱門話題。您理解的“一流大學”是怎樣的?
龔 克:
我們在講“一流大學”建設時,往往會提到“領跑”?!耙涣鞔髮W”是要在國際上“領跑”高等教育發展的大學。我認為,“跟跑”和“領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跟跑”是速度問題,而“領跑”是方向問題。所謂“領跑”,不只是速度快,而且要帶領方向,所以“一流大學”的開拓創新能力非常重要。
陳志文:
關于高校創新能力的評估,您認為是否可以通過論文發表來評價?如果不能,我們需要從哪些方面來進行補充?
龔 克:
通過量化的方法來評價質量,從思路上來說是無可厚非的,而且對于我們這個人情化的社會來說,也是很有針對性的。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過于依賴用數量來評價質量。在一些難以量化的問題上,往往采取了忽略的態度。
我認為,對于科研質量、科技創新能力的評價,不能僅僅依靠論文發表數量,論文的發表量、被引量不一定能反映創新能力。在過去的科技發展歷程中,中國跟蹤世界先進技術的腳步往往特別快,但新學科、新方向仍然總是被美國人先闖出來。例如,生物化學就是MIT先提出來的。這就說明,現在的評價體系是“跟跑”的評價,它還不是激勵領跑的“一流”的評價。
現在,我們在評估方法上也已經開始做了很多努力進行改革,比如淡化評價中的一些細微的區別。例如,在本次學科評估中采用了ABCD評級的辦法,而不是過去的百分制。
我覺得在未來,一方面,在評估上應更包容特色,不做細節的分分計較;另一方面,評估的口徑也需要進一步放寬一些,為學科發展提供更大的空間。比如,應用經濟學和理論經濟學在研究中往往會聯系在一起,但作為兩個平行的一級學科,在評估時兩個學科合作產生的成果就必須要分開,這是非常困難的,是不符合學科融合交叉發展這個大方向的,所以評估非但不要劃“科”為牢,反而要激勵學科融合交叉。
總體來說,一流大學建設強調的是質量和特色,在多樣化發展“冒”出一流,而不是“評”出一流大學,所以評估應向“診斷性”方向發展,而不是做排名。
陳志文:
在評判一流高校時,我們往往首先評判其科研成果。而在評判其科研成果時,又往往只注重數量,忽略了學生的成長。
龔 克:
這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對于高校來講,從事科研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培養創新人才靠課堂是遠遠不夠的,要在實驗里通過創造性科研活動培養有創新能力的人才。但學校的科研又不同于公司或其它組織做的科研。
比如,高校和銀行、證券公司都做金融學研究,但研究的目的是不一樣的,高校要以人才培養為中心。再比如,在電子信息學研究領域,高校和華為等電子企業以及軍隊里的電子信息研究,內容方法差不多,但目的也是不一樣的。高校的目的是要育人,要關注學生的全面發展。
從科研的角度說,論文仍然是研究成果的重要載體,但如果通過這個載體來評價研究者的水平,是個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國際上的成功經驗是同行評價,這個辦法如何在我們這個人情社會做的公平,也需要認真的探索和設計。
陳志文:
“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之間,您認為應該是怎樣的關系?
龔 克:
“一流大學”一定要有“一流學科”,這是“一流大學”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F在有一種認識,認為通過建設“一流學科”來建成“一流大學”,我認為是不對的。世界上有很多大學有“一流學科”,但不一定是“一流大學”,因為其整體環境達不到一流水平。
“一流大學”的建設應該注重整體建設。比如,南開大學就是以整體建設為主,首先確立建設一流大學的目標,并在此基礎上把學科布局做好,把學科優勢特色發展好。
陳志文:
目前,中國高等院校的學科結構是否符合人才培養的需求?是否需要進行改革和調整?
龔 克:
社會發展到現在已經進入了后工業化時期,正在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過渡。高?,F有的學科框架是在工業化過程中形成的,在“面向現代化、面向未來、面向世界”方面差距是很大的,盡管我國工業化的任務尚未徹底完成,但現在的現代化已經不僅是工業化了,對于高校的學科結構來講,不進行改革是不行的。
比如,人工智能的出現代表了信息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從數字化、網絡化進入了智能化。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是全社會所有行業、整個經濟體系的智能化,而不是一個新開辟的行業。所以,高校在其人才培養思路的問題上,就絕不能只是簡單的靠開設一個人工智能學科來應對智能化對于人力資源的需要。當然,建立人工智能學科,對于進行深入地專門學習、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讓所有學生、讓一代新人適應智能化對整個經濟社會結構產生的影響,包括法律、經濟等等各種專業的學生。因為,這是世界的未來。
我們要通過體制的改革,為人才培養提供更大的舞臺。例如,MIT的16門核心課程中,有8門人文社會科學,8門自然科學。學生在這樣培養模式下,會有寬厚的基礎,更多的發展潛力??梢哉f,科學技術發展越快,寬厚的基礎就越來越重要。
陳志文:
其實,這還是回歸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培養”上來了。在工業化前期,高校的學科專業劃分是面向工業社會的工作崗位的,而在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時代,傳統工業社會的行業和整個經濟社會結構都要轉變,跨界融合必然需要學科的交叉融合。
龔 克:
是的。2018年10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能發展現狀和趨勢舉行的第九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了人工智能具有高度綜合性的特點。
在人工智能領域,高校要注重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教育的人工智能創新計劃要順應國家在人工智能上的總體布局,建立開放協同的科技創新體系,包括產學融合、多學科協同。
另一方面,也要注重人工智能的技術和社會雙重屬性,習近平總書記曾特別強調了社會屬性的問題,如法律、規章、倫理等等。從以上兩個方面看來,高等教育目前還沒有適應智能化發展的趨勢。
陳志文:
“雙一流”啟動后,各高校紛紛建立醫學院,您對這種現象有什么評價?
龔 克:
我認為此種現象包含一定的必然性??茖W技術的發展歸根結底是為人服務的。隨著社會的發展,當溫飽問題解決以后,健康受到了空前的重視,生命與健康科學越來越受關注,而醫學院的發展符合這一趨勢。
在上個世紀后期,美國的科研資助投入力度最大的領域是電子信息科學;而進入21世紀以后,其科研資助投入已經開始轉向了生命與健康科學。我相信,未來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生命與健康科學將會成為領軍產業。很多國家已經清楚的看到了這一趨勢,包括中國。
生命與健康科學是一個綜合性、帶動性非常強的科學領域。信息技術對生命與健康科學的發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撐作用。如果把生命與健康科學與信息技術相結合,將信息處理手段運用到生命與健康科學中,可以發展出生物信息學、醫學信息學、藥物信息學等等新的學科。前段時間熱映的《我不是藥神》這部電影反映出了一個道德悖論,一方面要用仿制藥治病救人。
另一方面要維護知識產權。新藥的研發成本非常昂貴,因為在研發過程中有大量的失敗。如果我們運用信息手段,利用大數據來減少失敗概率,就有可能大大降低新藥研發的成本。
人生更多的時候 是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
人生更多的時候是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
陳志文:
父母、家庭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龔 克:
文革開始的時候,我11歲,家里受到沖擊,后來又分處江西、寧夏,我一個人在北京。到家庭重聚時,我已經是獨立的工廠工人了。當然家庭對自己還是有影響,比如我們的家庭很重視讀書學習、崇尚科學,比如生活中節約、崇尚勤儉,比如守紀律講禮貌、崇尚謙和,比如待人要平等,不要以為學歷高一些或官階大一些或收入多一些就高人一等,又比如不爭名利、不慕虛榮等等。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關心國家大事,這不僅是家庭教育,更是社會教育,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13歲的周恩來就提出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這種家國情懷,我是從小就崇敬的。家里的長輩中大多從青年時就參加愛國民主運動、走上革命道路、參加共產黨,我很小就讀《革命烈士詩抄》,接觸到革命烈士的故事,其中一些先烈與家中長輩有交集,很受他們“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精神感染,更使自己對于共產黨和共產黨為國家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奮斗的事業有了深摯的情感。
對我影響最大的,其實不是家庭,而是我自己一路走過的這些經歷。從小時候經歷文革,到后來進入工廠,再進入大學,出國留學,在清華工作20個年頭,又到天津大學、南開大學,一路前行的每一段都使自己學到很多、受教很多,有所進益。
比如,在北京景山學校讀了5年小學,可以說給我后來的50年打下重要的學習基礎、發展基礎。我15歲入工廠做工,在特殊的文革年代從特殊的角度進入了社會,近8年的工廠經歷使自己成長成熟起來,打下了后來的生活基礎、發展基礎。1977年恢復高考上了大學,實現了人生的一個轉折,直到現在,40多年再也沒有離開大學。
陳志文:
您這一代人的成長經歷非常重要,是不可復制的。您工作先后經歷了清華大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三所高校。首先,您怎么評價清華大學?
龔 克:
清華大學是一所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學校。進入清華后,給我最大的感受是,老師們討論的問題開口就是“我國”,很自覺地以國家發展的需要作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非常關注國家和行業的發展,同時注意世界上相關的發展趨勢,有強烈的追求卓越爭第一的勁頭。
“低頭拉車、抬頭看路”是清華大學的一個重要特色?!暗皖^拉車”就是踏實務實,“抬頭看路”就是看方向、看國家需要。
我在電子系當主任時,有一位清華的老領導對我說,清華的電子系辦得好不好,要看該學科在行業發展中有怎樣的地位,是不是能在國家的電子行業發展規劃制定和重點攻關項目中起到重要作用,清華培養的學生是否在其中擔任骨干。
陳志文:
您對天津大學是又如何評價的?
龔 克:
我剛到天津大學工作時,并不是太了解這所高校,對于“嚴謹治學、嚴格教學” 要求的“雙嚴”校風不太理解,覺得有些重復。但在后來的工作實踐中,我越來越認識到“嚴上加嚴”就是天津大學的文化,“不從紙上逞空談,要實地把中華改造”的傳統和雙嚴校風,使我受教頗多。
陳志文:
南開大學又有什么特色?
龔 克:
南開大學是一所文理綜合大學,其學科范圍更寬,學校從私立起家,走過了艱難困苦的發展道路,形成了獨特的南開品格。南開作為一所學校,最大的特色,是張伯苓開創的“公能”教育,其本質是與素質教育相通的。
曾有媒體朋友問我,南開大學的校訓“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出自何典?我說,這是南開大學原創的,是要培養學生“愛國愛群之公德,與服務社會之能力”。
張伯苓校長曾解釋說:“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不是小團體的利益;而“能”是要做到最能,“日新月異”指的是不僅適應新時代,而且要站在時代的前頭。這一校訓中,鮮明的“為公”的導向性和做到“最能”的強烈的實踐性有機結合,再加上與時俱進和創新性,實在是有了不起的獨到之功。他在創辦南開學校時,將“痛矯時弊,育才救國”作為義不容辭的神圣使命,要去中國民族“愚”、“弱”、“貧”、“散”、“私”五大病。
南開大學奉行的是德、智、體、群四育并重的全人教育理念,并將“四育”融入南開學校的建設之中,努力使每個學生都能擁有高尚的品德、獨立的人格、豐富的知識、超群的能力、團體的精神、美麗的心靈、健康的體魄。
我到南開任職后,覺得自己的使命就是在新的時期,把“公能”教育發揚光大,建設具有公能日新的南開品格的世界一流大學。
陳志文:
張伯苓校長是一位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是比較全面的、深刻的、有高度的。
龔 克:
是的。在上個世紀前期的特殊歷史條件下,一批以“教育救國”為念的教育家為中國現代教育的興起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張伯苓是其中一位杰出且特殊的代表。他從1898年起從教,50年耕耘不輟,而且是大、中、小學一起抓,在近代教育家里可以說無人能出其右,這一點也可以從胡適、梅貽琦、陶行知等近代教育家對他的評價中看出來。
張先生70壽辰時,老舍和曹禺聯合創作并共同朗誦了一首詩,很值得看看。當時的一批外國學者,撰寫了一本名為“Another China”的書獻給張伯苓70壽辰,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現在有一群南開校友將這本書從英文翻譯過來,作為對南開大學百年校慶的獻禮,這些國際學者認為當年的南開是在孕育一個新的中國。
張先生對教育的論述主要是演講的形式,非常豐富,有些是由“南開最好的學生”周恩來記錄和整理的。更可貴的是,他的教育思想不是從經典中摘取出來的,而是從教育實踐中總結提煉的。比如公能校訓,就是基于他30年的辦學經驗總結出來的。
在抗戰即將勝利的時候,他曾在紀念南開40年的文章中明確地提出,南開的將來要與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并駕齊驅、東西稱盛,他說這不是僅南開一校的榮光,而是關系到中華的復興。
陳志文:
當時的南開,作為一所私立學校辦的非常成功。
龔 克:
是的。張伯苓校長開創了大學、中學(包括女中)和小學一體化的南開教育體系。至今,我們的南開校友會,都是面向南開各校的,包括天津、重慶的南開中學和自貢的蜀光中學,等等。
張伯苓創辦的南開教育體系實施的公能教育,是愛國教育。當年每逢星期四,張校長都會給學生上自修課。他曾經向學生提出三個問題:“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嗎?你真的愿意中國好嗎?”,這是著名的南開三問,它不僅是歷史之問,而且是時代之問,未來之問,我們要一代一代問下去。
當年張校長還要求南開同學“要顧公,不要凈顧自己,從自己起,每天想三回——‘我真愛國么?我自己對公家有好處嗎?我自己對公家有害處嗎?’”--這是南開版的“每日三省吾身”。張伯苓讓愛國在南開不只是一句口號,而是融入到了言行中。
陳志文:
您對南開是有特殊感情的。我注意到您也經常提到周總理。
龔 克:
總理與南開是有聯系的。在南開學生宿舍以及好多地方,你都會看到有一面鏡子,其上懸掛著一副匾額,書有南開的鏡箴也叫容止格言:“面必凈,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蹦阆胂?,這不就是周恩來嗎?
張伯苓先生曾經說,周恩來是南開最好的學生,也是他唯一請過的學生助理。在周恩來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教育理想的實現。周恩來是所有南開人的楷模和榜樣。
陳志文:
您在清華大學經歷的時間最長,清華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龔 克:
我在清華工作了20個年頭,是一生最重要的時光,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先后從事了教學、科研、管理工作,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底子。
我回國后沒有在清華直接入職,而是選擇先做博士后,為什么呢?因為當時有不少人說你不是清華畢業,在清華肯定吃不開,我心里很想進清華,但又很忐忑,所以想先做博士后試一試。后來我發現,一頭扎進去,走都走不了。清華并不像外面所說的那樣封閉,關鍵是自己要努力去做清華人,有服務國家和世界的大志向,又要踏實做事、行勝于言。
在清華大學做管理工作時,王大中校長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做研究生院副院長時,籌備學校的博士生教育會議,王校長要求我們要抓住博士生教育中的主要矛盾關系,來樹立清華博士教育的思路和格局。我做副校長抓科研和學科建設,王校長跟我說,要從四個層面來進行總體布局,就是前沿基礎研究、關鍵技術攻關研究、優秀成果的應用轉化、和面向未來的軟科學研究,每個層面部署十來項重點項目。
還有,當時清華大學大力推進綜合性、創新型、開放式的發展。而我覺得清華已經成為工科優勢大學,不是很了解清華為什么要強調綜合性。當時王大中校長找我談話時說,就像下圍棋不僅要謀子、更要謀勢一樣,對學校的發展不但要謀眼前事,而且要謀長遠事,要從整體上考慮問題??v觀世界教育的發展,主要的一流大學都是綜合性大學,這里頭有規律性。從人的全面發展出發,確實需要綜合性的培養環境。
而清華要辦成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和未來的一流大學,必須走綜合性、研究型、開放式的道路。王校長高度重視學風建設,把學術誠信在清華提高到了一票否決的高度。他倡導建設以綠色教育、科研和校園為內涵的綠色大學,在學校踐行可持續發展戰略?;剡^頭來看,這些對于我后來做校長,有非常大的影響。
陳志文:
您認為做校長和做副校長的區別大嗎?
龔 克:
做校長和副校長的區別很大。副校長主要是協助校長做某一方面的工作,校長必須抓根本抓全局抓長遠,把根本任務貫穿到工作格局、學科布局、學校文化、人才隊伍等等工作之中。副校長可以為自己分管工作爭資源,遇到難事做請示,校長在學校里要合理配置有限資源、要對很難辦的事情“拍板”。
陳志文:
也就是說,校長要有足夠的擔當和寬闊的視野。
龔 克:
是的,要站得高、看得遠,在重點問題上也要能夠抓的實。特別是,作為學校主要負責人,雖然任期有限,但必須立足長遠。
陳志文:
您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天津大學校長、南開大學校長。如果給您自己打分,10分最高,這三個階段分別給自己打幾分?
龔 克:
這個實在太難了,而且自己打分也不作數,“行事見于當時,是非公于后世”,還是讓師生特別是今后的發展為我的工作做評價為好。
我自己想說的是,第一,無論是在清華、天大和南開,都沒有偷懶、敷衍和躲避,更沒有謀私,是秉公盡能地做事的,從做事的角度,也許可以打8分吧;
第二,無論是在清華、天大和南開,工作的成效都未能盡如人意,都沒有達到自己預設的目標和大家的期待,心存很多遺憾,從成事的角度,就到不了8分了,特別是在南開做了7年校長,遺憾更多。
陳志文:
為什么?
龔 克:
比如,我在南開工作有個重要的目標是要實現“公能”特色素質教育的布局,在傳承百年南開傳統的基礎上形成新時期的公能教育體系,將來可以把南開公能教育進一步做成有世界影響的教育品牌。
我覺得,“公能日新”的教育品格是具有中國特色又具有世界意義的,因為它抓住了教育的本質。我努力抓工作思路向學生為本、素質發展和以學為主教學相長的轉變,抓公能文化推進南開優秀傳統與核心價值觀的融合建設,抓教學改革推進講一練二考三,抓師資發展推進引育并重文理并進和質量水平導向,抓學科交叉集成,如藥化生重點實驗室、生態文明研究院和經濟協同創新中心。
但是很遺憾,我覺得還是沒有抓到很好的突破口,沒有真正突破,讓新時期公能教育在學校各項工作中真正落地。
陳志文:
您遇到的困惑可能也是中國教育在未來發展中的重要困惑之一。隨著社會的發展,很多東西都要上一個臺階。低層次的溫飽好解決,而提高一個層次就相對難解決了。在高等教育進一步的發展中,將會出現交叉融合的復雜體系,確實是很難找到一個抓手。
這幾十年下來,您對教育的認知或者說興趣,是不是遠遠超過自身專業的研究了?
龔 克:
是的。因為職責驅動,從電子信息方面轉到了高等教育方面。
陳志文:
您接下來打算從事什么方面的工作?您對自己的期望又是什么呢?
龔 克:
目前,我現在還是很忙,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世界工程組織聯合會,這是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工程組織的聯合體,是工程技術界在聯合國為主的全球治理體系的代表。我現在是世界工程組織聯合會的候任主席,是聯合會的核心領導成員。該組織會不僅代表工程界在聯合國發出聲音,更要通過全球的工程能力建設和工程合作,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服務,這是該組織的宗旨。
第二件事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戰略研究院。這是個智庫,研究發展戰略,不開發具體技術。主要進行的研究是,怎么讓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跟上智能化的趨勢,怎么推動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怎么對人工智能實行有效治理,以確保其為人類可持續發展服務。一年來,我們正在做智能科技企業的調研,試圖刻畫它的發展形態、揭示它的發展規律。
第三件事是生態文明教育,我還兼任南開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的工作,生態文明建設是中華民族和地球人類永續發展的大事情,教育要發揮基礎性、先導性作用,但實際上的差距很大。我們和清華、北大同時一起推動成立中國高校生態文明教育聯盟,認認真真地在推動這項事業。
剛才你談到“興趣”,社會上也越來越重視興趣對于學習發展的作用??晌矣X得,在真實世界中,能憑自己興趣作選擇的機會,“愛一行干一行”的機會,其實是很少的,更多的是“被選擇”。
比如,上什么學校、什么專業好像是自己在選擇,其實是通過考試在“被選擇”。至于做什么工作、擔任什么職務,更是“被選擇”,起決定作用的不是自己的興趣,而是以自己的素質、經驗、業績供對方選擇。
陳志文:
您也并不能完全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更想做的事情。
龔 克:
怎么說呢,這里大概就是“自由”和“必然”的關系吧,在某種意義上,自由是對于必然的自覺地適應?;剡^頭來想,我真正自己做選擇的一共就三件事。一是決定考大學,二是大學畢業決定繼續讀研究生,三是出國留學后決定回國。
我自己一路走過來,覺得重要的不是從自己的興趣出發做事情,“喜歡什么做什么”,而是要適應“被選擇”,“做什么喜歡什么”,努力做好自己“被選擇”去做的工作。興趣往往并不是做事情的出發點,而是做事情結果。因此,我的觀察和體會是,成功的人生,大多不是“愛一行、干一行”,而是“干一行、愛一行”的人生。